潮汕地区“六合彩”赌博活动调查报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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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地区“六合彩”赌博活动调查报告之二

www.jiedu.org · 2006-03-20 15:42:29 · 来源：大学生在线|http://www.dastu.com/2004/9-1/03146-3.html 点击：

（二）庄家的欺骗手段深具诱惑力
四十倍的高额赔率和某地某人用几千元博得几十万元的传言是庄家吸引群众参赌的两大绝招。庄家为了掩盖其非法活动本质而特地编写了号称藏有中奖号码的“六合彩玄机图” 、“济公送码”或“曾道人透码”及其它信息，以提供彩民研究“特码”，这为参赌心切又有所顾虑的彩民提供了一颗定心丸。不仅如此，还可通过上因特网浏览或拨打香港声讯台查询中奖号码等手段，让赌者深信不疑。其实“六合彩”活动都是本地一些庄家私自操纵，与香港六合彩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三）参赌人员大多参赌人员以农民、个体劳动者为主，文化素质普遍不高，法制观念淡薄，有着自身阶层的局限性。
参赌人员以农民、个体劳动者为主，他们普遍文化水平比较低，他们对49个数字的排列组合的机会以及中奖概率等风险与效益关系的认识并不深刻，加之他们代表的是私有制经济中的个体经济成分，小农意识严重，受自身阶层的限制，他们考虑问题时往往把谋取个人利益最大化放在首位，而忽视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法制意识落后乃至缺乏，导致对六合彩的危害性和违法性存在着认识上的盲点，一经诱惑，容易进入一种如痴如醉、走火入魔的幻想之中，并从中得到旁人无法企及的快乐。
（四）乡村社会的特有环境是六合彩繁殖的温床
费孝通著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讲到，“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乡村社会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各自的底细，从熟悉中获得了信任，人们彼此之间在人格上的相互信任，而这一点恰好是六合彩在乡村不断运作的纽带。在庄家和彩民间的经济交往正是靠这种彼此了解彼此信任的关系维系着，彩民到庄家处买彩，一般是要交现金，但由于彼此之间的熟悉关系，或凭借多次的交往经验可以赊账，而庄家在收到彩民的赌注后一般必须给他们开码单，上面写着该彩民本期购买的号码和金额，当然有的连码单都不写，完全靠着一种熟悉关系。在彩民中奖以后，庄家便会以最快速度一分不差的将奖金送还彩民，很少会出现中而不给或庄家出逃的现象。庄家也正是通过这种诱人的兑奖行为来树立自己的信用形象。而那些赊账的彩民即使没中奖也会遵守双方的默契将赌注交还给庄家，很少有赖帐情况发生。因为双方都知道这是一种违法行为，无法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来实现法律救济。因此只能依靠自身的信用关系来进行交易，而双方为了长期的合作也不会轻易破坏这种彼此间的信用关系。
同时，彼此熟悉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紧密的团体，在乡村，你的一行一动都在别人的注意之中，人们相互之间投入了太多的感情和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剥夺了你的自由。所以当其他人在买“六合彩”时，你很难不去购买，因为如果大家都在买而你不买，那你就显得有些不正常，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你不买的自由。而这种玄而又玄的猜码技巧和信息也需要通过熟人之间的交往得以传播。可以说，乡村社会特有的熟人社会性为六合彩的迅速传播提供了优良的环境。

（五）国家对“六合彩”的控制与打击在主客观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
（1）主观方面：有些地方领导对六合彩赌博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打击、查禁“六合彩”的工作流于形式。特别是基层组织作用不大，个别村委会、村干部思想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给了“六合彩”赌博很大的生存空间，于是出现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局面。更令人吃惊的是，当地一些政府官员或司法人员，身为执法者却置党章国法于不顾，在利益的驱动下，竟违背自己职责，偷偷购买“六合彩”。笔者去年暑假在当地某基层法院实习时亲目睹此怪现象，每逢开码之日竟有不少司法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公然讨论“买码”，其讨论之认真仔细及其辩论程度之激烈远胜于对案件的分析，不禁令人愕然，这些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的两面性不免让群众会怀疑抓捕活动的正当性与严肃性，难以令人心服。更有甚者，一些执法人员与“六合彩”庄家相勾结，为“六合彩”犯罪活动“保驾护航”。
同时目前在实际打击“六合彩”违法活动中，在某些地方已形成一种“潜规则”，即只要是因参与六合彩一旦被抓即是罚款了事，并且罚多少由执行机关根据其情节予以罚款，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双方可以讨价还价，而在关于罚多少的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还得看你是否有“关系”或你的社会活动能力高低。某些基层派出所派出所在这套“潜规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派出机关置国法于不顾，私自要价处罚并与当事人讨价还价，所罚金额多数并未入帐上缴财政，而大多中饱私囊，流进自己口袋。某些警察还充分利用其职权性强行勒索之能事，作者走访了不少“彩民”，均对“人民卫士”的行为苦不堪言，当然在惧怕其“执法”之外更惧怕其一些扰民行为，笔者记录了一个例子：某所长一日对辖区内一小庄家说我向你买一千元的“一定要中”的“特码”，当晚“开码”后，该小庄家迫于该所长权威，如数将该所长所“猜中”的彩金如数上门奉还，当然不管该所长是否猜中。如此一来以致在某些地区人民公安的威信扫地，干群关系十分紧张。
（2）客观方面：当然上述现象只是个别现象，总体上来说，国家和政府对六合彩犯罪活动还是高度重视的，也采取过相当措施来加以控制，但在客观上的却存在不少制约因素。
首先由于乡村地区一般比较偏僻分散，而政府管辖的范围比较广阔，因此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就相对薄弱，而彩民之间因买彩而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当出现抓捕行动，彩民会互通情况，相互掩盖，规避制裁。
其次，对“六合彩”的调查取证难度大，由于六合彩上下线庄家之间采取单线联系，活动隐秘且上线庄家、幕后老板多在港台地区遥控指挥，一般很难查获，查获的仅是六合彩的下线庄家，难以堵住六合彩犯罪的源头。

（六）法律法规滞后，在适用时存在难点，依法惩处力度不大。
目前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就是相关法律、法规已经滞后，对于利用“六合彩”进行赌博的定性不明确，实践中一般把它归到赌博罪。《刑法》第三百零三条赌博罪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但《刑法》对赌博罪没有明确量刑标准，不论涉嫌数额多少，一律处于三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这样的制裁力度远远起不到阻吓犯罪、警示民众抵御暴利诱惑的作用。更何况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规定的刑罚还要再打折扣，因为存在各种因素，犯罪人员往往可以得到从轻论处，甚至是缓期执行。例如在汕头市公安机关侦破的一起全省最大的“六合彩”赌博犯罪案件中，３名台湾籍主犯仅被判处有期徒刑１０个月。而按照另一项有关规定，农村户口的人在本地区（县以下）违法不能送劳教，而农村恰恰正是“六合彩”赌博的主要根据地之一，从而使涉案的相当一部分赌头特别是代收注人员（二道贩子、三道贩子）逃脱了有效的处罚。在法律无法为公安部门提供利器的前提之下，不少职能部门只能对大多赌博犯罪人员采取罚款放人，再犯再抓再罚。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了对赌博犯罪行为的处罚过轻，法律不能起到对犯罪活动应有的震慑与控制作用，打击工作事倍功半

（七） “六合彩”的组织结构易于繁衍，现代的银行结算方式和通讯手段为“六合彩”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条件。
“六合彩”采取类似传销一样的金字塔结构，大庄家发展小庄家，小专家发展下线，没以及可提取5%至10%的抽成，有些小庄家在傍大庄家接单之后，把“彩民”下注额少的单子截下，只把大的拿给大庄家，从中渔利。这样一来原来的参赌者照方抓药，也做起庄来，再诱人上钩，受骗者变成骗人者，逐渐扩大繁衍开来。
同时现代的结算方式和通讯手段也是“六合彩”迅速发展的便利条件之一。

四、六合彩犯罪的预防与对策
首先，要深入基层，动用全社会的力量，加大对彩民教育宣传力度，揭穿六合彩的致富假面具，使得彩民从内心认识到六合彩的危害性，通过宣传教育，将群众引导到合法致富、勤劳致富的观念上来从而形成自觉抵制六合彩的良好氛围。同时创立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
其次，要加强思想认识，强化打击意识，增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同时清理整顿内部队伍。提高对六合彩赌博的认识，端正打击态度，对打击六合彩赌博不力的单位和部门应加强整顿教育，对于党员、干部参赌的，要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保护伞，严肃惩处由六合彩引发的腐败违法犯罪活动，严明法纪。
再者，在打击六合彩违法犯罪活动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方法，采取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要重点打击庄家、赌头和制印彩报的首要分子，而对广大彩民，要立足于教育。在目前没有新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对直接组织、操纵、收付赌资的庄家、赌头以及为庄家、赌头代为“收码”、“记码”的骨干人员，其行为符合《刑法》有关条款构成赌博罪的一概罪予以处罚还不构成赌博罪的可按《劳动教养条例》强制劳动教养；那些偶尔参赌人员，原则上予以教育，不予处罚；对那些长期参赌且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仍继续赌博人员亦可按赌博罪量刑；对那些再卖彩票中“吃码”的“黑庄家”，骗取参赌人员投注款不予以赔款甚至卷款潜逃的，可按诈骗罪予以惩处；对长期参赌的对那些印制、销售“玄机图”、“仙人送码”等“六合彩”赌博宣传资料的，可按非法经营罪论处。对涉及“六合彩”赌博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予以党纪、政纪处罚，触犯刑法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最后，要尽快出台行之有效、便于操作的司法解释，确保打击犯罪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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