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　以赌为生　以文戒赌 
 
 　  李兰告诉我们一些赌徒不为人知的动机和心理状态，赌博，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精神追求”，是解决生存艰难和心灵空虚的途径，但她也告诉我们那唯一的结果———人生的毁灭。
　　曾有人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在赌桌上失去的一切，在小说中都赢了回来。李兰大约也赢了回来。不过，我们无须去学他们，无论如何，人生的冒险不应以赌博为起点。

　　■赌博是恶习，但赌场里滚的很多都是普通人

　　记者：你之前我没接触过有“赌徒”经历的人，我想象不出来你这样一个人会赌：你从小生活环境优越、非常正统的家庭教育、大学毕业、在工作单位受宠、有前途、恋爱结婚也都很顺利。你不像一个人们印象里容易沾染恶习的人。
　　李兰：是，赌博是恶习，但赌场里很多都是普通人。我是结婚之后开始感觉进入社会这个大染缸的，那时日子过得很好，我跟爱人的单位，工资比起别人都不算很差，一下子自己能掌握钱了，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花。
　　社会风气很关键。我到北京做保姆这两年，就没看到人们热衷打牌啊什么的，我从来没遇到过一家，而且大家都在努力。我就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而在我那个地方，生活优越舒适，大家的社交、人际往来，就是以打牌为主。不像北京一般社交就是吃饭、唱歌什么的，在那儿肯定离不了麻将，不管是什么场合，人一聚在一起，马上就三缺一的状态，然后就凑上一个。然后在这种桌子上，大家的感情啊什么的就来了。那是一种社会风气，大家都这么玩，玩着大家也觉得好玩。
　　我最初就是想赢一点钱，给女儿买一台钢琴。那会儿还不是赌博，就是打一点小牌。很多人就是这样从一个小企图开始，然后陷进去了。比如一个人开始就想拿10块钱来押一注，赢包烟,结果那天那10块钱让他输了一两万都可能。10块钱输了，不行，我今天要捞回来。然后就押20，20输了，不行，我押40。赢了可能也罢了，输了就更要追，追着追着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所以说不能赌博，你赌进去了，赢和输你都控制不了自己。赢了你就想赢更多，输了你就想把失去的捞回来。所有赌徒都是这样的，这种心态让他欲罢不能。很多人赌博，到后来他不一定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东西，而可能就是像我这种，一种好胜心，想赢，在这种场合里想得到、不愿意失去。
　　我就那样开始打牌，打着打着就老输钱，越输就想越捞回来，然后这样就越做越大，就进了比较纯粹的赌场。在赌场上，你觉得那个钱来得很快，一个骰子一甩，“哗”钱就跑过来了，或者一把牌一抹，“呼呼呼”那个钱很多地就数出来了，一上桌那钱你就不觉得是钱了，就是一堆符号，直到最后散场，输了或赢了的时候，你才感觉到，这会儿拿在手上的或者失去的，是钱。
　　记者：输赢有多大？
　　李兰：最早的时候还不打钱，完了就打两块钱、5块钱、10块钱，后来就去小说里描写的“纵队”那种场子。整个场子里就是一两百万（赌资）。人在这边赌，另外一个房子就全是“水公司”的人。
　　记者：就是放高利贷的人吧？
　　李兰：对。每个人身上都背着钱。小的场合也去过，几万、十几万那种场子。不过就是几十分钟、十几分钟的事儿，你可以赢了走，或者输了出去，就这样。
　　■文学让我有了很大勇气摆脱以前的生活
 
  记者：看你的小说，别人介绍你“曾为著名赌女”，你那会儿打得很有名是吗？
　　李兰：也算不上顶级赌场里边的人物，反正就是爱去玩儿，说起来大家也知道这么一个人。真正那种特别豪华的赌，我也只是“玩过”。我一个女朋友混得很有名，经常约着我玩什么的，反正看得也多吧。拔不出来的那种感觉，挺绝望的。那样的环境根本不容易拔出来，大家都在玩，你要不去，别人一会儿一个电话，反正总是在影响你。而且你打牌打惯了，那个钱进进出出的惯了吧，那种感觉就是让你欲罢不能。[　　记者：你那会儿迷那个赌博迷到什么程度？
　　李兰：就是“懒心淡肠”，根本不想干其他的了，其他的你都觉得没兴趣。
　　记者：还能正常上班吗？
　　李兰：能正常上班。但就不是很积极。那时候输钱太多，一个月千把块钱的工资点一炮都不够，让我对工作也失去了兴趣。
　　记者：那到最后是怎么收手的呢？
　　李兰：就是输得太多，失控了。有倾家荡产的感觉。你想吧，一个家庭组织起来也不过就是屋里的那点东西，全加起来估计也不过就是十几万块钱。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大家收入都不是很高，那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了。
　　而且我很爱我的女儿。眼看着女儿越长越大，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我觉得自己的年龄也大了，那种生活让人感觉到无望。我很希望把女儿培养得很好，不管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可我自己不立起来，就没有能力把她立起来，让她走得更好。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先站起来，把这样的生活彻底打乱，去寻求一个新的开始。
　　记者：但一般人不会找写一部小说这种事来做扶手的，这太不容易成功了，毕竟之前你一个字都没发表过。
　　李兰：是。但是文学是我一直热爱的东西，在大学的时候写过诗和散文。只是知道自己的生活很浅很浅，不可能写小说。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个种子。
　　出了大学，诗、散文什么的就不写了，生活舒适了，就玩儿其他的去了。后来在赌场，见到了另一种人生。虽然从正常人的眼光看，赌场是一个坏东西，但实际上它也是生活的一种现象，也是一个小社会，有它的逻辑和生存法则，慢慢你也悟到它和人生、和命运的联系。
　　当然看到更多的还是人间悲剧。2002年我们那个城市最大的钢铁企业解体了，大小赌场一下就挤满了那个厂的人。说是买断工龄，大家都有钱了。那些人拿着还没兑换成钱的条子在赌场上抵押贷“水”，八折、六折甚至五折，然后在赌场上扑腾。都想捞他个盆满钵满，可是没听说谁捞着了。到2003年，已经很少再看到他们，我感慨万千。然后一个赌友，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前两天还是整个赌场的焦点，突然就自杀了，欠了“水公司”两万多“水”钱还不上，仅仅两万块钱就把命给收了。经常听到，谁谁谁死了，谁谁谁又卷了公家的钱跑了，这样的故事天天上演。
　　那时我的床头堆着不少书，只有几本是不变的：《当代》、《十月》、《中篇小说选刊》。赌得最疯的时候，每天大半夜或凌晨回家也都要看一两个小时的书才能睡得着。看多了突然觉得自己正经历着的生活比小说里的生活还精彩还刺激，而恰恰从来没有人写过。那些作家，不可能像我对赌场走得那么深入。而真正在里边赌的人吧，又不可能来写。那我不写谁来写？
　　就这样，对女儿的爱和对文学的冲动，这两种很强烈的感情，让我有了很大的勇气摆脱以前的生活。
　　■其实人生就是一场赌，辞职不留退路也是一场赌

　　记者：为了写小说，一定要把国营单位的公职都给辞了吗？毕竟你在那个单位工作了已经快10年，是不是干不下去了？  　李兰：不是，其实我去辞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我很可惜。虽然我因为赌博，口碑不是很好，但我的营销工作干得很不错，就在我辞职的2003年，我还得了四川省邮政行业的营销能手称号。
　　我是觉得既然你要开辟一条路，就要把原来的生活打乱，否则你不可能义无反顾地投入另外一种生活。而不给自己留后路就是最好的前进动力。其实我可以停薪留职啊什么的，但我就想让我自己没有退路，然后就一往无前地朝前走。我觉得只要一个人他在努力地追求一种梦想，不停地在做，应该说就走得出来。也不是没有想过可能会失败。但想想人生也就不过如此吧，也就是一场赌，我辞职也是一场赌，不出来这么做，将来老了肯定会后悔。
　　记者：做得这么绝，胆色何来？
　　李兰：一个人对一种东西迷恋，其实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如果你的精神生活平淡，那你对某种东西就会很依恋。一般在赌场你很容易发现，女人陷得比男人还深。她赌起来更疯狂，就是因为她的精神生活不丰富。以前我也是这样。但现在有了文学，有了写这部小说的想法，就觉得有一个梦想、有一个信念了，就大胆了。
　　记者：那既然有了强大的精神寄托，在四川家里写不也行吗？想离开那个环境是吗？
　　李兰：离开那个环境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我觉得要搞文化、文学艺术这些，就要到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地方来。我知道我的水平，没经过正统的训练，就是一种热爱，肯定是产生不出一个好东西来的。一定要接受一种熏陶，在写的过程中要有老师指导你。所以说我就想一定要到北京来，找《当代》的老师。
　　记者：那给北京人做保姆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吗？你大学毕业，从小养尊处优？
　　李兰：2004年初我准备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家政公司在搞“万名川妹入京”，那会儿《华西都市报》经常报道。我家以前也用过三个保姆，我们的感情都处得特别好。我心里就不怕，就觉得我出来应该也能遇到这样的家庭。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平常的，我能对保姆好，应该大家也都有这样的心吧。
　　就决定当保姆吧，虽说感觉上社会地位要低些，但实际上对我很有利，至少我就不用去风吹日晒，不用那么奔波，不用打交道的人多、思维那么混乱，每天活儿干完了我就可以写小说，比较单纯一点。
　　2004年春节过完来的，刚到北京的头两天住地下室，一进去眼泪就下来了，我自小生活优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糟的生活条件，觉得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而在北京为梦想奋斗的人都在这样经历着。来的时候是冬天，很多川妺子就都回去了，因为北京的冬天和四川的冬天太不一样了，气候特别干，我才来的时候都要流鼻血那种感觉，而且冷。那会儿很多人就走了。但我不一样，我心里有一种梦想，这样支撑着什么都不怕。我想为了理想就要付出代价。
　　一安顿下来我就奔《当代》，把稿子送到周昌义老师手上。周老师听说我是个小保姆，有点儿吃惊，他说：“你这样赌大了。”在他们看来，为了这么一个很虚无的梦，工作也不要了，就跑到北京来。我跟他说这个小说是写赌的。他看看我那个样子也不相信我曾经陷得那么深，有这么多的素材。后来我跟他说，他才有了点儿兴趣，让我把稿子留下了。
　　那天走出朝内大街166号，天很冷，北风呼呼地吹着，我站在街头眼泪一下子就下来，觉得北京好大、天好大，我的东西终于交给一个人，走入一个正常的渠道了。那一刻觉得自己又孤独，又很了不起。你在为一个梦想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又那么艰辛，而你在这里又无依无靠。就是那种状态把自己感动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变得宽厚了，这是文学给我的

　　记者：接下来是在北京两年，雇主换了十几家，稿子推翻重写了三四次？
　　李兰：第一家雇主，小两口也是知识分子，我带他们的孩子，听说我的事，他们一下儿好像有点儿佩服我：“好有勇气啊，为了一个梦想就到北京来了”。就很理解我，很热情，我说我请假出去，“好吧，去吧”，回来，“冰箱里有饺子你快去煮来吃吧”。但后来小说要推翻重写，就觉得带孩子牵扯精力和责任都太大，就离开了，大家都恋恋不舍的。
　　出来之后就重新开始找适合自己的家庭。为这个还跟公司有很多不愉快。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小事情了，人生吧，有一个目标吧，你就可以排除万难，你就把其他东西看得很淡，就也不在乎，反正我就要达到我的目的。
　　后来我到了另外一家，那家雇主也挺好的，我在他们家呆了10个月。他们家三层楼，一楼全是我的地盘。好大的厨房啊，每天我要做的活儿就是买菜做饭，然后就是写小说。就趴在切菜那个板上写，经常都被自己感动，也根本考虑不到其他东西，
　　最后到现在的王女士家，她是个商人，但也是个容易被精神力量吸引的人，她慷慨地让我用她的电脑。
　　这期间我频繁地去《当代》，去找周老师，问他怎么改怎么改。他有的时候都被搞烦了。但还是很热忱，知识分子那种热忱正直。他看我挺勤奋的，就一直鼓励我，每次都给我指点。
　　跟那些大编辑在一起，接受他们的指导，真是一件好快乐的事。你就觉得他是很认真地看了你的稿子的，那些意见一下子就击中软肋。你跟着他的思维改，就觉得自己一点点在提高，那种快乐真是物质上的快乐没法比的。我现在还记得那一天，下好大的雪，那些编辑都坐在一个屋子里，我一去他们都挺热情的，然后大家就聊，然后周老师把我的稿子用打印机打出来了，就要送上去审。
　　记者：我发现你每次说到《当代》那几个老师都特别高兴，那个笑容简直只能用“绽放”来形容。
　　李兰：是。从他们身上太受益了。我完全是“零”，是一张白纸，是他们教会了我这些，带我走到了梦想成真这一步。他们让我感觉到知识分子对我这样的无名小辈特别关爱、特别温厚的一面。
　　其实整个北京都给我这样的感觉。我这个阶段算是成功了吧，我就觉得我很爱北京，北京也给我博大、温厚的那种感觉。可能很多人追求梦想都失败了，他们也有他们的感受。还有我遇到的一些好心的雇主、善良的人，他们共同促成我走到这一步。我觉得自己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也变得宽厚起来了，也变得爱了。这就是文学给我的。
　　■正常的生活让你从容不迫，不沉迷任何东西，包括文学

　　记者：你这其实是一个人用文学自我拯救、自我开启的故事。
　　李兰：也许吧。我能感受到自身的变化。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历了这些磨难，我变得更宽容了。反正写了这小说之后，我现在更有同情心了，看很多东西都用一种很温情的目光，包括对当初那些赌友。那种感觉就是，要是大家不这样生活该多好啊。大家对传说中赌徒都是深恶痛绝的，都觉得“他好自私啊，就为自己一意去赌”，实际上有些赌徒，他去赌就是为了把家庭搞好，“我有了钱我就为了让妻儿老小过得好一点”，他可能下岗了就是没有办法挣到足够买房甚至是让孩子上学的钱。这些东西我就觉得挺让人同情的。一想到他们，心都在流泪那种感觉。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不要用这种方式了。人生不要去赌博，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记者：尤其是不要以此去寻求精神上的刺激，即使现实生活的确很容易让人感到虚无，生活中让人兴奋快乐的事就是很少。    李兰：是的，我写这个就是让大家看，你什么东西都可以追求，但不要用赌博来实现自己的精神梦想，达到自己的精神目标。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吧。在这方面寻求寄托，肯定对你是有害的。你只要陷进去了，没有一种很强大的精神生活你是出不来的。
　　记者：现在你又要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了，你觉得赌博的那些吸引，你现在都能克服了吗？
　　李兰：我觉得我现在完全能够克服了。毕竟走到这一步，自己的人生经历了那么多折磨，写这个小说的过程吃了那么多苦，比起以前，现在自己站到了一个高度了。以后可能还会在社交时打打牌，这很正常，大家就是这么生活着的，但是要拿一个很大的赌注去下在赌场里面，我是不会了。那东西以后不会左右我的生活了。从精神上我不依恋它了。
　　因为我有了新的精神追求。现在文学回报了我，让我更爱文学了，将来再有了积累，就再去写。如果我的小说发表了可以叫成就的话，我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现在做到了，我就觉得我以后还有可能做得好。而且人生有一些成功之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可贵、生活很美好，就觉得人生值得珍惜。也知道那个赌场进入了就有去无回。我是不会再去了。
　　将来的生活，我觉得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在当地找个稳定的工作，边工作边教育孩子，这样正常的家庭生活吧。有一个正常的生活你就不至于沉迷任何东西，文学也一样。追求文学和追求赌博虽说不一样，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但你陷进去了，迷上了，也是不好的。而你有了正常的生活，对这些就很从容不迫了。这样压力就不大，有感觉就写吧。我下一步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找到了就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采访手记

　　灵魂何处落脚
　　李兰，1971年生。四川凉山州盐源县人。1995年结婚。1996年生下女儿。
　　1993年自凉山大学机电专业毕业后，进盐源县邮电局，先后从事机修、工会干事、营销等工作，直至2003年5月辞职。
　　2004年春节后到北京，辗转十余北京人家庭，做保姆至今。
　　李兰的简历寥寥数言，一个生活在中国内地小城市的35岁女人最普通的人生。这么看上去，做这篇访谈简直就叫没有理由。
　　其实人间事往往，时间地点总是冰冷，细节却有时惊人。李兰的故事里，还有如下细节：
　　1995年涉赌。其后八年泥足深陷，几至倾家荡产。
　　2003年“洗手”，希冀重立重生。5月从单位辞职，自断后路，一心要把自己8年赌场生涯所历所见所感写成一部小说。
　　2004年春节后开始给北京人做保姆，两年间，每日做饭浆洗之余，是在《当代》杂志编辑的指导下改小说，数易其稿，百折不弃将小说打磨到底。
　　2006年6月1日，19万余字《以赌为生》在《当代·长篇小说选刊》2006年3月号上发表面世。之前，工科出身的李兰连一个铅字都不曾发表过。
　　《以赌为生》是一本那样的小说，人们说它“原生态”，就是文字无奇，但读来惊心动魄。从来，真实粗粝的生活都最骇人。
　　6月底，李兰要离开北京回乡了。心愿得偿之后，她选择重归为人妻母的四川小城生活。我赶在她离开之前去见了她一面。我是她平生接触过的第一个记者，一开始她紧张得都失手打碎了茶杯。
　　那是一个赌海沉陷的人如何靠文学最终逃出生天的故事。6月14下午，在珀丽酒店的行政酒廊，外面阳光炽烈得发白，一窗之隔的我们却手脚冰凉。这个地方实在不适合李兰，也不适合这个故事，选择它只是因为安静。黄昏将至的时候我们从这故事里抬起头来，相视，脸上都有沧桑。她的沧桑是因为苦难的历练，而我，则是由于对这苦难的分享。 　我们都是生在四川的女儿，四川人爱打麻将，是从小看熟的景象。那几乎无处不在铺排开来的麻将长阵，外人看起来是奇观，但是往往，看得到悠闲，却看不到绝望———
　　生存的压力如何消解？漫长荒芜的日子如何赋予意义？一个人的灵魂又究竟能落脚何处？
　　“不管怎样，赌，都不是答案。”“过来人”李兰说。